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见有一包题着“留存”的纸袋，单面是父亲划为“右派”后被判刑、改正、恢复党籍的材料及诸多申诉信，里面存有一份温州市人民法院《60年度刑字第114号》刑事判决书；“……被告吴行健思想反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同案犯(右派分子)姚亦菲、游寿澄相互勾结，伪造印章，进行流窜流动……判处被告吴行健管制二年，送劳动教养”。见此判决书，尤是“伪造印章”一句，令我百感交集。

1957年，父亲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期间，因“组织学生上访请愿”及以言论和日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成为右派，后被开除公职。当时全家六口，祖父年过古稀，我们子女三人尚小，惟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为谋生计，父亲去农村小镇为人雕刻私章，修理水笔、手电筒、拉链等，后又独自摸索出修理搪瓷的技术。当时算是比较贵重的脸盆、口杯、饭碗等糖瓷器，被碰破搪瓷后，经父亲修补，可复旧如新。父亲以此为主，设摊谋生，其收入竟可抵得上原来的工资，于是邀平阳县的游寿澄过来共操此业。游是父亲的至交，都是平阳坡南人，少年相识，青年时一同在永嘉简易师范学

校教书时接触中共党组织，并一起于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共同受中共浙闽赣边区的领导，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在学生中组织各种读书会，将青年学生输送到平阳、永嘉的游击区入党入伍。解放后游寿澄是平阳县直属镇(昆阳镇)第一任镇长，后在平阳县教育局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当时正无出路，于是来到温州。二位书生，便抹去了斯文，一起在近郊的工厂门口和乡镇集市摆设地摊，挂块“修补搪瓷”的布招来招揽生意，共同劳作亦平分收入，每天一人可得二三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见此事可行，游寿澄便介绍好朋友姚亦菲来加入。姚亦菲是平阳一中的教师，成右派后下放到农村被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给12元生活费，正感前路茫然，于是便辞去公职加入了。姚亦菲一介书生，觉得温州、平阳有诸多熟人和学生，摆地摊有点失颜面，提议到外地去。三人便去了青田、丽水，以修补搪瓷为主业，虽然辛苦，可平均每人每天有二三元以上的收入。三人成右派前每月工资不过六七十元，当时也算是高的，现有此等收入，便乐观地认为以此可以养家糊口，谋生的道路很广阔。生意虽好，却有个大困难，就是没有证明，难以投店住宿，摆摊也常有人来管理驱赶。要长期以此为业，必须要有合法证明，可他们是右派，无处也无人给他们打证明，于是决定自制证明。他们犹豫

过，可权衡利弊，无证明无以谋生，伪造印信，根据当时公安机关颁布的《违警处罚条例》，是判处一个星期的拘留或十元以下的罚款。他们自认为伪造证明只是用来投住客店和做手艺谋生的需要，并没有危害社会，即使被发现也只是罚款和拘留，出来后仍然可以重操旧业，于是决定自制印章伪造证明。他们当然不知迫于无奈的轻率决定，给他们和他们家人几以灭顶之灾，他们不知印章从此将纠扰他们终生！

刻印章原是父亲的行当，姚亦菲幼年也曾自学过雕刻，造个证明于他们是易事。父亲首先动手刻了颗“温州市人民委员会”的印章，多年后，在“文革"期间我曾听父亲笑嘻嘻地对朋友谈到此印：“当时不懂，觉得反正是造，造个大些(指印章级别高些)的总会好用点”。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听父亲提到印章之事。有了印章，三人各取了化名(父亲化名吴珍)，伪造了三人是温州的集体工厂派出的一个流动修理小组的证明，执证明到税务所、工业局等管理部门登记时，都给于“准予在本县设摊经营”的批签及盖印。于是三人便时分时合，奔波于青田、丽水、龙泉、景宁、庆元、金华、衢县、江山、上饶等地的厂矿、工地、乡镇，摆摊修理水笔、手电简、搪瓷。这期间姚亦菲和父亲学会了修理打字机，这在当时不是手艺而是技术了，于是收入更高，有时一天可得十几元，姚亦菲甚至叫他已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的大儿子过来跟着学艺，作为学徒工添写在伪造的证明中。根据需要，父亲又刻了“青田县工业局”、“丽水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二颗印，姚亦菲刻了“平阳县万全公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大达文教用品修理广流动服务小组”等五颗印，游寿澄无雕刻技术，只刻写油印的证明便笺。

1960年3月间，姚亦菲和父亲认为上海修理打字机的生意可能更好，将来可以一边谋生，一边寻机上京申诉。姚亦菲便编刻了二颗上海市文教厂的印章，二人从上饶动身去上海，途经江山县时下车给家中寄钱，偶而得知当地有二个单位的打字机要修理，就多呆了一天。父亲在商业局修理打字机时让人认出而被抓，于是伪造印章事发。三人先后被捕并于同年5月被判刑。

游寿澄受最高行政处分，送劳动教养，至1962年底才回家。游寿澄是独子，家有年迈父母和二子二女，1960年至1962年正是全国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待游寿澄劳教回来，其父母都已贫病而逝。游寿澄当小学教师的妻子，独自支撑家庭度过艰辛的二年。游寿澄的右派和劳教给子女的上学、就业带来了影响，他们十几岁就辍学，或打工学艺，或远嫁他乡。游寿澄先后做过卖酱油、补鞋、打鱼等事，也曾在父亲办的社队小厂做过供销员，直至“文革”结束方恢复公职、党籍，1984年离休。游寿澄于2009年逝世，享年82岁。

姚亦菲判五年劳改，他认为量刑过重，上诉而被驳回。姚亦菲有二子三女，其妻子是小学教师，为使子女家人少受牵累，与他离了婚。姚亦菲在劳改时曾出逃过一次，刚逃出旋被抓回，加刑至九年。姚亦菲碾转于丽水、绍兴、嘉兴、金华等地劳改场，历尽艰辛，服满九年刑期，可正值“文革"时期，随又被因留在劳改场作场员，每月工资16元。姚亦菲十余年无家人音讯，甚至不能确定妻子是否已与他离婚。姚亦菲的大女儿从小就寄养在保姆家，早就给保姆作养女了，二女儿托付给上海的岳母抚养成人。1972年底，姚亦菲请了十天探亲假回到平阳，经游寿澄安排，方于游寿澄家得见妻女一面。姚亦菲12年后才重见小女儿，18年后重见二女儿，都是父女相见难相识。姚亦菲在劳改场消息相对封闭，1978年右派获改正，游寿澄写信、发电报要姚亦菲设法回来。1979年，经亲友、家人多方努力，姚亦菲回到平阳师范学校教书，姚亦菲历经19年牢狱后，至此方回家与家人闭聚。与妻子别于壮年，重聚首已是两鬓斑白。姚亦菲虽历磨难，但离婚或保护了家人子女，三个家庭中，唯有姚亦菲的女儿能读高中，念全日制大学。

姚亦菲经马骅、马允伦介绍，于1987年加入民进，后来其妻子陈文楚也参加了民进，两人是温州民进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夫妻会员。1988年，经姚亦菲倡议，民进平阳支部创办了面对中小学生的刊物《作文新圃》，姚亦菲十几年来一直负责主编，功劳最大贡献亦巨。经民进组织的推荐，姚亦菲曾任平阳县七、八届政协委员，当选温州市七届人大代表。姚亦菲于1986年离休，2007年逝世时85岁。

父亲被判刑后不久，母亲又遭工厂“精简”回家。75岁的祖父便到码头路边摆摊，为人修水笔、电筒，母亲在街头巷尾替人缝补衣服，一家人收入微薄，生计艰难。父亲本就不服判决，于是便逃出劳改场，一边赴京申诉，一边重操旧业，将收入辗转寄到家中，接济家人生活。父亲屡逃屡捕，屡捕屡逃（我当时尚幼小，现模糊有记忆的有三次），一直至1964年又一次被捕，被加判至三年，押到长兴县十里坪劳改场。当时祖父虽已中风卧床，但母亲已被收编进街道服务站；初中毕业的大姐，因父亲的缘故而不能升读高中，已到街道小厂做工，家中生活已相对稳定。于是母亲便赴十里坪劳改场，劝说父亲安心服刑，全家人等他回来团聚；祖父也去信诉说年迈，来日无多，惟一所盼求的，是父亲能回来见上一面。从此，父亲便安心服刑。

父亲归家有期，祖父最是欣慰。父亲为独苗，是祖母41岁时生育的，祖父祖母视若珍宝，溺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倾全力让父亲念至小学毕业。父亲勤奋好学，得著名学者王季思赏识并推荐，于1948年以小学学历进瓯海中学教书。父亲逃亡时怕露行踪，书信钱物都是寄到亲友处再转送家中，每有消息，祖父总是激动异常，涕泪零零。父亲愿安心服刑的来信，祖父常常细释与我，每至“……阖家团圆，宁愿稀粥点盐……"时祖父总是老泪纵横，几致嚎啕。父亲的书信祖父都一一收存，常常展读，以解思子之情。“文革"时，浙南地下党组织被污为“叛徒集团”，父亲亦不能幸免，家中数历抄家，我曾目赌抄家的公安人员，见到随意摆放在抽屉里的一张白纸，都点燃打火机在纸下烘映，检查有否蹊晓。父亲怕片纸只字惹祸，清理了所有的书信文字，包括祖父保存的书信。父亲告诫我们，亲友的通讯地址，只能默于心而勿书于纸，以免祸连他人。然我仍存下一信，是我刚上学时寄给父亲的一张图面习作，父亲在图画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勉励和思念的话寄回给我，我识字无多，祖交便常常念与我听，念至父亲思念家人时，祖父每每失声呜咽，拥我而泣。我孩提时几无父亲的印象，唯有此信让我感受父爱，于是很珍惜地收藏着，虽经家中数次清理都不愿毁弃，四十几年来保留至今。这是我，也是全家唯一的“文革"前的文字记录。

1967年11月父亲刑满回家，时“文革”正烈，随被扣上“反革命”“叛徒”“右派”的帽子，又受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诸多学生牵连，日夜赶写交代、证明材料，并数历抄家、批斗，原本艰难却平静的生活，却困父亲的归来而动荡不安。祖父苦盼的独子归来了，却是岁月维艰，于是祖父沉默了，很快衰弱下去，一年多后便去世了。祖父虽未能见到父亲后来的平安，然而最后的岁月终是在独子的侍奉中度过的，这是祖父的慰籍，也是我的慰籍。多年来，祖父思念父亲之时，常对我叨念父亲的诸多往事，然从不提及印章的一词一字。我有人生阅历后，方悟得这是祖父的至痛；祖父一生生活在平阳小镇，受私熟教育（曾祖父是私熟先生），安分守已，胆小怕事；祖父依平民常识，认为私刻衙门大印、伪造公文信件是犯罪，独子犯此重罪，是祖父的至耻至痛，此耻痛竟不能与人提及，即使是相依着共度艰辛的最锤爱的孙子。父亲造印，使白发苍苍的祖父流落街头摆摊，晚景凄凉；八年逃亡服刑在外，又使祖父日夜牵挂，思念入骨。多年后，我痛楚地悟及，交亲伪造印章伤害至深至彻者，便是他的父亲，我的祖父！

“文革”期间，父亲作为戴帽分子行动受到诸多限制，更不能离开市区，可父亲仍谋生有术。父亲先是制作当时少见的上海茴香豆，作小买卖解眼前之急；后作刻纸、丝印制版、教具等，又创办社队企业，都较成功。父亲处事机敏，善于动手，是我认识的诸多“右派”中最具动手能力、最有谋生之道的人，因而当时家庭在政治上虽低人一等，经济上却略胜之。“文革”结束后，父亲于1978年年底进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教书；1984年经马骅、蔡心谷的

介绍，加入民进；因经“文革”和学校撤并，父亲当年的原始档案丧失殆尽，所以直至1987年方恢复党籍，当时温州民进组织的老会员中，惟马骅和父亲既是民进会员又是中共党员。

右派获改正店，1979年温州市人民法院发文撤销当年对父亲的判决，并免于刑事处分。父亲不服，认为根据当年的法律不能判刑，再三上诉，1984年温州市人民法院终于改判，宣告无罪。1984年游寿澄恢复党籍时，因有伪造证明一事，受“党内警告处分”。1987年评高级讲师时，姚亦菲因为伪造证明仅“免于刑事处分”而无法参评，来温找父亲商量，父亲要他将温州市人民法院对父亲的改判“引为援例”，于是姚亦菲上诉获改判宣告无罪，评上高

级讲师。印章之事似乎都很圆满了。

1991年初，姚亦菲将自传《坎珂的路》初稿分发平阳及民进内的朋友征求修改意见。《坎》叙述当年在江山被捕押回温州途中，姚亦菲念及我家最是困难，要交父亲将造印的“主谋”推给他；姚做了“主谋”故获刑最重；以及其他有关“三人行”的诸事。父亲阅《坎》勃然，认为姚亦菲为写自传，不惜编改事实，低毁朋友，于是去信怒责。对当年诸事，两人各言之凿凿，又相去甚远。游寿澄为人豁达，又事隔多年，早已忘记是谁建议（主谋）造印，于是同朋友居中调解；1992年9月，父亲不顾调解未毕、众友劝说，将十几份信件寄发平阳的亲友，信件罗列当年的审讯笔录、交代材料来指贵姚亦菲编改事实；措调未顾友情，尖刻峻厉，于是两人失和。1997年姚亦菲想将《坎》稿收入作品集正式出版，来信商讨，父亲对《坎》稿中涉及当年三人行诸事坚持已见。时《作文新圃》内部有小矛盾小误会，有会员邀父亲卷入，父亲以个人成见参与其中，散发信件指责姚亦菲，于是两人交恶，姚亦菲遂起诉父亲。官司纠缠数年，虽以调解了结，然其间相互攻讦，朋友已反目。其后数年间，父亲以《作文新圃》小事上纲上线，散发信件指责姚亦菲，影响殊差。两人反目游寿澄最是痛心，游既怒父亲散发信件，又恼姚亦菲起诉，于是疏远了两人，十余年间少了来往。三位深交数十年的朋友，终因印章而芥蒂，或疏远或绝交。

父亲和游寿澄都不愿《坎》中提到当年之行印章之事，可没有三人行，姚亦菲怎会有十九年的坎珂和家人的离别？姚亦菲无奈，在自传《坎坷的路》中，编改了当年之事，隐去了三人行。当三人都去世后，我重读《坎》，为不见当年三人行而深自遗憾惋惜：后人读《坎》，已不见当年真相。三个书生，竟湮抹了给自已和家人带来坎坷艰辛的那段历史！

2007年2月4日，我得知姚亦菲病危，即去医院探望，姚已昏迷，子女家人已聚集着作告别了。其妻子陈文楚坐在轮椅上，我过去轻轻唤了一声，正在悲哀中的老人缓缓张目，随即认出了我，拉住我的手，慢慢地她的眼睛润湿了；这位优秀的教师，以她一贯的温婉亲切问候了我，问候了我母亲；当她提及我父亲和姚亦菲的事，我握住她的双手以示安慰，但却无言以对，只因我心生悲凉：此刻此情，印章衍生的阴霾仍是不散。第二天，我赴杭州开会，在车站接到姚亦菲小女儿的电话，得知姚亦菲已于上午7时逝世。在喧嚣的候车室，我平静而宽慰：老人解脱了，曾历尽磨难和寂寞的老人得到了安息！

第二年，年已85岁的父亲逝世了。又过了一年，游寿澄也逝世了。三人行，于半个世纪后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