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湜出生于温州市杨府山北的唐宅，祖上诗书传家，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甚深。唐湜八岁进学，就读于温州中学附小初中部，其间就对新文学有兴趣。曾经几乎整整一个暑期，他都徘徊在迷离的梦中道路上，在两个厚笔记本上任意涂鸦，借自己青春的幻望展开无数绿色、蓝色的花瓣。

　　1937年春天，他考入宁波中学高中部，曾在校刊《宁中学生》上发表了第一首诗——长达一百余行的《普式庚颂》。抗战爆发后，他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停学加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他投奔延安，但到安吴堡碰壁而回。1939年他考入总部在西安的干训团，毕业后调入谢冰莹主编的文艺刊物《黄河》做助编。其间由于和朋友谈论赴延安的事，被一个“坏女人告密”而监禁，坐牢整整两年。幸亏同乡友人援助，保释出狱，他怀着悲愤情绪回温州，旋于1943年初考入设在龙泉山中的战时浙江大学外文系，学剑不成学书——开始写起诗来宣泄心头的郁愤，也开始了真正的诗艺探索。

　　由于课堂教学中受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的影响，更由于大西北苍凉的生活印象还十分新鲜地浮动在脑子里，他以西北沙漠为背景，展开浪漫幻想，写起了一首叙事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诚如唐湜日后自述的：“我不知道自己的长诗该如何进行，如何结束，而只是在山中大学的课桌上，在风雨敲打着竹瓦的夜晚，拿起笔来驰骤，一夜晚写200来行，朦朦胧胧地写下去，第二天早晨上课时，才在抄写修改中间清醒过来……”就这样他利用课余时间于1944年完成了这首长诗的第一部《草原的梦》，在报上一大版一大版地发表出来，这大大鼓舞了他的创造积极性。翌年又完成第二部《波浪，波浪》和第三部《宇宙的孩子》，三部合起来共有6500行，是当时中国诗坛最长的一部作品，他把它改名为《英雄的草原》，三年后作为《森林诗丛》的一种，由上海的星群出版社出版。所以唐湜走向诗坛，一出手就气势不凡。

　　除写了这首叙事长诗，大学期间，这位年轻诗人还发表了不少短诗和抒情散文，又受刘西渭（李健吾）的影响，为汪曾祺、路翎等文坛新秀做了极有学术分量的印象派文学批评，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赞许和关注。1947年他的短诗集《骚动的城》因此被纳入臧克家主编的“创造诗群”出版，并与臧克家、杭约赫等合作，组建星群出版公司，出版《诗创造》月刊。1948年，又和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等以森林出版社名义，创办《中国新诗》月刊，他还代表同仁，写了发刊词《我们呼唤》。1949年，正当他编就另一本抒情诗集《飞扬的歌》和文学评论集《意度集》，都将在森林出版社出版时，出版社竟被查封，他也趁毕业之际潜回家乡任教，而《飞扬的歌》和《意度集》也就拖到1950年才自费出版。

　　他先是在温州师范和温州二中任教；到1951年，遂离乡远去上海的罗溪中学、北京的第十一中学做短期教师，后转入戏剧界；1954年起，唐湜在《戏剧报》任编辑，先是因胡风事件受到审查，接着在1957年的夏天被打成“右派”，并流放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三年；1961年病退回乡，在温州市永嘉昆剧团任临时编剧。他在《我的诗艺探索历程》一文谈道：“我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江湖生涯；两个短短的年岁间，随着一些昆剧艺人在浙东沿海的一些山村、水乡、渔港之间作着富于浪漫意味的漫游，有时与几个伙伴在云彩间穿行，与山间的伐木者、猎人或海岸的渔人们交往、倾谈；有时就独自一人梦游一样踽踽独行于空山的静寂之中，在山径间听鸟雀的啁啾鸣叫，做着飞腾的鹏鸟梦；常在别人睡得最香的清晨披衣起来，到山头望海上的日出与辽阔的海，或弥漫的云海；间或，也采访到一些传说、故事与民间谚语回来……后来又因为‘纯洁文艺队伍’，被赶回家。”没奈何去温州房管局属下的修建队，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1978年改正“右派”错案，落实在温州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挂名研究员，从事地方戏研究，直到2005年去世。

　　在这长长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不仅完全成了文学界边缘人物，并且有一半时间脱离常态人生轨道，但正是在这种非常态人生环境中，他却还在从事着新诗创作与文学批评，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除去1947至1950年间出版《骚动的城》《英雄的草原》《飞扬的歌》《意度集》，再除去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空白，1980年后出版《海陵王》《幻美之旅》《泪瀑》《民族戏曲散论》《遐思：诗与美》《月下乐章》《新意度集》《春江花月夜》《霞楼梦笛》《蓝色的十四行——唐湜十四行诗卷》《翠羽集》《一叶诗谈》《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除此之外，他还有大量已发表而未收入集子的佚诗、未发表的一大堆手稿。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勤奋而顽强的精神劳动者。尤其值得赞叹的是他这批诗全是在重体力劳动之余躲在家里的一角偷偷写的。而其中最出色之作，几乎全写在那十年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奇迹，如抒情叙事长诗《划手周鹿之歌》的写作就是一例。

　　他在《一叶诗谈》中就有这样的记录：“风暴降临到我的头上！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残酷的斗争中精神崩溃，我先是一头埋在故纸堆里写了15万字的《古歌舞剧<九歌>初探》，以求能遗忘一切。一切灾难、痛苦、屈辱。之后，我深深怀念南方阳光下的家乡，又开始了南方风土故事诗《划手周鹿之歌》的写作。”“‘我的清晨的笔只写了十来天，生活里就起了风暴；我于是放下笔，悄然走向更加寒冷的北方’。那就是猝然去了北方风雪的荒原，去经历严峻的沉默的三年”——流放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教，使《划手周鹿之歌》的写作搁了下来，直到1964年从永嘉昆剧团辞退回家才写完。这是一场够艰难的创作。

　　这种强烈的心理反差现象，使唐湜日后颇为感慨。写于1990年初的《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有这么一段话：“在中学里，我读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我的习作，却更是‘灾难的象征’。我走的是一条噩梦频存的生活道路，特别是从1955年起到1978年，几乎过了百岁年华的四分之一；而我，却没有叫漫长的时日荒芜成为空白。为了不叫自己的精神崩溃，我拿诗作自己的支柱来填补生命的空白，把苦难的历程化成了‘幻美之旅’……这真是一条梦幻样迷离的道路，一方面痛苦地深陷在长时期的灾难之中，就在睡梦中也常常惊怖地叫喊，一方面却在抒写着纯洁的几乎一尘不染的诗的花朵。一位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奇异的心理现象，一种命运悲剧……”

　　但唐湜的晚年还是幸福的，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开明时代，他的“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人生尊严得到恢复，作为一个勤奋而顽强的精神劳动者，他敞开胸怀、奋笔疾书，著述不断出版，诗歌时见发表。特别是到了世纪末，他更以题名《听歌集》的一大组诗，对时代作了赤诚的讴歌，对生命作了和谐而亮丽的抒唱，为他一生的诗学追求树立起了一块百年新诗的里程碑。这诚如他自己在《遐思：诗与美》一诗的最后所说的：“我是繁花灿然如一个海，一个诗的广阔的大海。”以上种种表现倒也赢得了海内外文学界人士高度评价，也就有新世纪初的2002年，两大卷的《唐湜诗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又有唐湜诗歌研讨会在他家乡温州举行。犹记得在那次会议结束后，唐湜拉着我的手喃喃地念了他的诗《自己的素描》中的第一节：

　　闪电的乌云是我的屋檐，

　　我诞生在汹涌的水波之上，

　　楼窗外就系着一只小船，

　　有浪尖在舔着我的小床……

　　念完后遥望窗外的蓝天，自言自语起来：“是的，我就诞生在一片乌云下，一片汹涌的水波之上，我注定该奔走在‘曲折又笔陡的海岸’，让‘那冰冷又严峻的战争年代’给我戴上‘荆棘的桂冠’，而后才能‘在山中的清泉旁徘徊’，找到自己‘不羁的琴弦’，‘拿它弹唱了命运的悲剧，也高歌了欢乐的生命之旅’。”话到这里，他竟潸然泪下……

　　三年后，这位老诗人结束了幻美之旅，告别家乡和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