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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风采
抵达每个新目的地都要爬坡过坎|对话新一届温州市作协主席哲贵
民进会员,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奖等。
首先祝贺您当选新一届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从此,您的身份发生了一个转换,从一个沉浸于自我创作世界的写作者,变成“文学温军”的领军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对“文学温军”是否有一些建议?
最明显的感受是多了一份责任感。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是一件非常个人和自我的事情。在过去,我只需要负责把自己的稿子写好,现在我开始思考,如何让这种“个人奋斗”变成“集体行为”,并带动更多温州作家更好地去开展文学创作。
本次作协大会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深耕脚下、胸怀天下”,这不是大话。这八个字适用于各个地方的作家,但我觉得尤其适用于温州作家。作家本应关注和书写自己脚下的土地,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故乡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总是最为了解的。所以,最能把温州写好的是温州作家,温州作家最容易写好的也是温州故事。当然,我们在坚守温州的同时还必须开阔视野,如此才能清楚知道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温州“走出去”,而不仅仅是成为“温州作家”。
“文学的温州现象”一度为外界所热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温州文学的现状的?
在外界眼中,温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一提起温州,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温州人如何会做生意。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突然间齐齐涌现出了一批出色作家,并且得到了文坛内外的一致认可,这成为一种值得被热议的现象。但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温州文脉是赓续不断的,而当温州人物质丰盈后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是一种必然,所以“文学的温州现象”其实是温州传统与现实深度撞击的结果。
现今,有些人会说温州文学的声量弱了,这可能跟许多温州作家的离开有关,比如陈河、张翎久居海外,钟求是、吴玄和我都去了杭州等等,但这绝不能说明温州作家在走下坡路,恰恰相反,我对温州文学的现状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我还看到,许多“80后”“90后”甚至“00后”温州年轻人在写作,且他们的许多作品相较于我自己年轻时的作品要更为成熟,我想这种情况的发生必然有其理由。
目前您已经迁居杭州工作和生活,地域上的离开,是否会提供一种“跳出温州看温州”的视野?今后,温州是否还会是您笔下的“主角”?
有一个变化是肯定的,就是我现在是杭州户口(笑),但我情感上自认是温州人,这次当选温州市作协主席,说明大家也都认为我是温州人。温州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是我从事写作的灵感源泉,今后也不会变。当然,离开温州后,视角的变化也是一定的。当身在此中或是在近处时,看到的永远会是一个正面、侧面或者背面,只有走出一段距离再看,才能看到事物的全部。这种空间上的变化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看温州的视角,更让我在审视温州时多出一些理性的思考。
近年来,您获得了不少奖项,比如汪曾祺文学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等,有哪些创作心得或者经验想分享给青年作家?
除了选择书写熟悉的题材这条建议之外,我们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写作辨识度。因为故事是否精彩,不仅取决于内容,还取决于讲故事的技巧和方式。其实许多成名温州作家的作品都很有辨识度,年轻作家更需要不断磨炼写作语言、故事结构和表达方式等等,去实现写作上的创新。
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作家要持续地写下去,是不是需要某种自觉性?
写作本来就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过程。好比一个意外情节的设计或是人物性格的反转,需要写作者思考如何使之合理发生,这些都是写作日常面临的难题。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抵达每一个新目的地之前,你都要不停地爬坡过坎,而每翻越一个山坡都会让你感到无比欣喜,尤其当你以一个相当漂亮的姿势翻越而过时,那种精神上的愉悦将是巨大的。久而久之,收获这种愉悦也成为一种精神需求。
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或者说,想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我算是一个很有规划的写作者。目前我手头在写的还是一个关于温州的小说,里面会有许多温州元素,包括所有耳熟能详的温州地标、景点、街道等等,为此我还画过一张温州城市结构图。这本小说规划22万字,已经写了17万字左右,今年应该能够拿出初稿,但真正面世或许会在明年,也或许是后年,因为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实现新的自我突破,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突破,也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当然,目前最迫切的计划,还是团结市作协,在服务好老作家的同时,扶持一批年轻作家,做出一份“推动温州文学继续向高处攀登”的行之有效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