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愤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

我欲驶破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叶圣陶先生在《〈郑振铎选集〉序》中这样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觉醒的呼声……跟他结交四十年，我越来越深地感到这首诗标志着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这首诗。”

郑振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那年，从温州上北京读书的。课余，他在住地附近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里，开始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俄国文学著作，并认识了同样也来看书的瞿秋白，成为挚友。五四运动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冒着“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积极投身于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建立了联系。暑假他回温州，又把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带到瓯海之滨，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他还参与发起当地最大的新文化团体“永嘉新学会”，提议创办会刊《新学报》。暑假后，他回京继续参加运动，在给张东荪信中说自己“奔走忙碌得了不得”。

“五四”以后，郑振铎继续长期与瞿秋白、沈雁冰、张闻天、恽雨棠、夏衍等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还有一些当时秘密的特别党员如胡愈之、胡咏骐等人，都是他最亲密的挚友。

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知道郑振铎住处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就是其中之一。

《民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揭露当局的反民主，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的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战斗作用。共同的政治主张也使郑振铎与马叙伦、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傅雷等爱国民主人士越走越近，频繁聚会共商时事，严峻的形势使他们决定成立团体联合斗争，以扩大政治影响。在马叙伦、王绍鏊的领导下，上海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界与工商界两股爱国民主力量结合在了一起。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郑振铎因故未能参加民进成立大会，但在3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第十四期上。此后，民进同仁不仅以个人名义频频在《民主》上刊发政论，还以组织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文章。《民主》实际上已成为民进早期开展斗争的“喉舌”，是民进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阵地，也承担了民进会刊的重任。

受白色恐怖所迫，1949年2月，郑振铎秘密离开上海，取道香港，与叶圣陶、柳亚子、陈叔通等民主人士同船北上解放区，参与协商建国。3月18日，郑振铎一行抵达北平前门车站，叶剑英市长及比他们先期到达的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胡愈之等均到车站迎接。

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参加五四新文学活动的一批人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些人变成洋奴买办，御用文人，早被丢进社会的垃圾堆里去了。而你，始终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没有迷失过方向。还记得当你和秋白同志在北京创立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就主张人民的文学，也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从这以后，你没有改变过这一正确的方向。

——胡愈之《哭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