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骅（1916-2011）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的身上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光彩，他是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入世济世”的传统投身革命的。

出生名门望族的马骅，从小就关心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1934年，进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就读的他，得知学长赵瑞蕻、马大恢等组建的野火读书会是进步学生组织，编辑的《野火壁报》介绍科学知识、传播爱国思想，便加入了该组织，并成为《野火壁报》主编。马骅精力充沛、富有激情，把《野火壁报》办得风生水起。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史称“一二·九运动”。马骅和同学胡景瑊等以野火读书会为核心，成立救国会，组织宣传队，带领温州中学部分师生上街游行请愿，响应“一二·九运动”。

马骅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和救国运动中，却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36年1月10日晚，温州实行全城戒严，在当局授意下，马骅被温州中学开除了学籍，并遭到通缉。他强忍愤怒完成学生刊物《明天》第六期的编辑工作，在“编后记”中写道：“请你拿出你的赤热的心、刚硬的意志与粗糙的手来改造社会，来推进时代！愿你们及我自己都能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完全新异的社会里快乐地生活着，继续着推进新社会的伟大的工作！”这是刚满20岁的马骅在《明天》发出的革命宣言。

马骅流亡到上海，住在堂兄马公愚家。胡景瑊、赵瑞蕻等被学校开除或退学后，也陆续流亡到上海，马骅与他们取得联系，又开始碰头、聚会，在上海恢复了野火读书会。

1937年7月，马骅从上海民光中学毕业，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马骅接到来自温州共产党的来信，马骅、胡景瑊、赵瑞蕻等人接信后纷纷回到温州，组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那年8月，马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话剧公演是战青团反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宣传形式。这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火焰般不灭的激情，排演了《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古城的怒吼》等剧目，在市区五马街中央大戏院上演，几乎场场爆满。马骅是多部剧中的主演。有一位初中女生林绵，天生丽质，是战青团成员，也时常在一些剧目中出演主角，因此认识了马骅，两年后，她成了马骅的妻子。

1940年10月，新婚不久的马骅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处于白色恐怖中的温州已有多名革命者被捕，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速与妻子林绵一起离开温州，到皖南（在今安徽省）参加新四军。马骅带着林绵趁着冰凉的夜色，坐舴艋舟先到青田，于次日准备乘一辆新四军军用大卡车离开时，却被人告知，他的行踪已经暴露，被特务盯梢。他们只得再雇舴艋舟返回温州，去了农村。

大约过了一个月，马骅再次接到前往皖南的通知，林绵暂时留在温州。马骅乘船到了丽水，再坐车前往，虽然途中遇到几次盘问，但都应付过去。马骅到了丁家山，向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报到。11月下旬，马骅被编在第一批北移队伍，奉命到长江以北广阔的平原去抗战。

革命与文学，这是马骅一生的关键词。

1938年，22岁的马骅就与友人一起创办海燕诗歌社，编辑诗歌期刊《暴风雨》，创作诗歌《钱塘江》《黄昏》和充满爱国激情的长诗《叛乱的法西斯》等，后来都陆续发表。

马骅参加新四军后，在行军路上不时萌发出创作的欲望，并开始用诗歌进行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记录生活的真相与真情，写下了《月亮照在江南》《渡青弋江》《枪与蔷薇》等。

约在1940年12月中旬，部队要渡过被日军封锁的运河，马骅和战友们打扮成农民模样，三三两两混在农民中间，从日军拉起的铁丝网和一个个碉堡前经过。马骅看到运河岸边的农民住的是泥墙草顶的房子，经常遭到日军的劫掠和毒打；看到日军的军车肆无忌惮地行驶，飘扬着日本红膏药的旗子；看到堤岸上巡逻的日军狞恶地拿着刺刀，或腰间拖着一把罪恶的指挥刀……马骅随部队在根据地盐城，耳边依然回荡着运河呜咽的风声，眼前依然翻滚着运河汹涌的水浪。一天，他向新四军供给部要了几本练习簿，斜靠在土坡的草地上写了起来，用了两天时间，写出了600多行的长诗《渡运河》。

马骅在盐城教师学习班和盐城中学当老师，这段时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旺盛期。从语言到思想，是一种约束里的奔放，轻唱里的高昂，也有一份罗曼蒂克的风度。他写出了《麦熟时节》《风雨三月》《晨晚二唱》等篇章，这些诗作有象征，有白描，完整而成熟，深刻而动人。

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虽然这道路像革命一样艰难，却也像革命一样让他满腔热情，即使走在低凹的坡谷里也是铿锵的步伐。只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特别思念还在家乡的新婚妻子。

1941年7月，马骅得到上级批准，利用暑假去温州带妻子来盐城。他冒着夏阳酷暑，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辗转到达温州。可是，温州的安全局势非常严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日寇的铁蹄在温州肆意践踏，浙南共产党被迫从城市转入农村，进行游击作战。马骅一时联系不到党组织，只得隐蔽到温州城郊。在东躲西藏间，他经常听到尖利的枪声和轰隆的炮声，看到日军飞机划过天空投下炸弹和被火光映得通红的夜空。他在漆黑的夜色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却又寻不到前行的途径。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他文思敏捷，下笔成章，创作了大量散文诗，如《播种者》《取火者》《梦的摇篮》等，这些作品陆续发表。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不停地更换笔名，用得最多的是“莫洛”。

1943年1月，临近除夕的一天深夜，由于叛徒出卖，马骅被捕。三个月后，在亲友的营救下，他被释放。那年暮春，马骅应邀赴丽水碧湖担任《东南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从1941年开始，马骅渐渐疏远自己擅长的诗歌写作而转向散文诗写作。他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眼前的叶片与花蕾，也用温情的眼睛凝视掠过的鸟雀和飞虫，万象都在他深沉又明快的笔下充满情感，蕴含哲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马骅和家人随《东南日报》社迁往杭州。一年后，《东南日报》被国民党接管改组，马骅即被解聘，一家人的生活陷于困顿之中，到了靠借债“举家食粥”的地步。在这种境遇中，马骅创作了《叶丽雅》和《黎纳蒙》两组散文诗，发表后深受读者和文学界好评。叶丽雅是一个聪明、天真、阳光，怀抱理想的少女，黎纳蒙是一个青春、沉郁、彷徨，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叶丽雅有丰满的生命旅程，采撷着生命的花束，黎纳蒙在黑夜里接受痛苦，在白昼中接受幸福。作者把叶丽雅作为自己理想的化身，用光芒去照耀别人，又通过与黎纳蒙的对话，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马骅在《生命的歌没有年纪》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拥有大爱，我是大爱的歌者，爱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间。我以爱换取爱，我以爱报答爱。”

马骅对革命始终充满着爱和忠诚，腥风血雨时，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惊涛骇浪中，他为解放事业奉献所有。马骅在《东南日报》当编辑时，兼资料室主任，他收集各地报刊，掌握各种信息，通过多方关系，把重要信息传递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胡景瑊。1945年马骅在杭州工作时，是一个收入微薄的穷人，却省吃俭用，给浙南游击纵队资金上的帮助；因政治身份遭到解聘，他把拿到的遣散费全部交给浙南游击纵队。1948年马骅在温州工业职业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兼训导主任，暗中为浙南游击纵队购买火药、赠送书刊、联系医疗人员。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前几天，马骅得知浙南游击纵队进城需要大批军装，立即联系亲戚出资赶制军装、军帽，让士兵按时穿上灰蓝军装、戴上八角帽进入温州城，宣告温州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温州的文化建设也要步入一个新时代。马骅先后受命担任《浙南日报》副刊主编、参与创建温州市新华书店、担任温州中学副校长、牵头成立温州市文联、担任首届温州市文联主席。马骅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件件具体而繁杂的工作，尽心而为，日子在紧张忙碌中度过。1954年2月，38岁的马骅调往浙江师范学院（后并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达22年之久。

马骅倾心教学，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和蔼可亲，谆谆教诲。他讲课时声如洪钟，生动有趣，往往教室内外都挤着学生。

马骅珍惜友谊，为困难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比如诗人唐湜，与马骅是几十年相知的老友，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多年，回温州后内心残留创伤，马骅一有机会，就邀请唐湜谈诗论文。他知道唐湜迷恋诗文，只要谈论诗文，就会忘记一切悲苦。比如作家郑伯永，与马骅是温中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后，回老家乐清农村参加劳动，身患重病，家庭困难，马骅尽己所能，给予资助和安慰。比如书法家陈铁生，中年时艰难窘迫，穷困潦倒，以摆摊刻字谋生，马骅热心宣传他的书法成就，推荐他成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老年时的马骅更有一种特殊的美，他关心温州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对青年人的发现与培养奔波呼吁，赏识提携，从来不图回报，是令人钦敬的长者。

我认识马骅先生，是在我读初中时，从他的诗歌里；他认识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一次温州作家采风的途中。那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温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小文。记得那天参加采风的作家代表在墨池坊集中上车，我坐到了大客车的最后座。路途中，有作家指着我问马骅先生是否认识，他回头一看，摇了摇头回答“不认识”。那位作家便报出了我的姓名，他再次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声说：“呵，大名鼎鼎呀。”顿时，全车人都笑了，我红起了脸，心里却是何等的受用与畅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前辈，比我大52岁，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33年，不料他也抽空阅读我稚嫩的作品，还记住我的名字。这是马骅先生给我最初的鼓励。

后来，我时有见到马骅先生，他待人总是那么随和、热情，思路总是那么清晰、敏捷，把自己的纯粹与快乐带给别人。

好几个中秋和春节，我去看望马骅先生，我们谈过去，谈当下，谈创作，谈文坛，他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他寄大希望于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创造出生命的神奇，希望年轻人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对时代都要充满爱，让爱的薪火炽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