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记忆】卢礼阳：我所了解的马允伦先生
发布时间：2020-09-22 来源： 温州民进网（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委员会） 编辑：温州民进
马允伦先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也是我尊敬的前辈。承蒙他抬爱，介绍我加入了民进，而且在学术上、事业上一直给予我鼓励与提携。可以说，马先生在诸多方面都是我的引路人。因此之故，当绍国兄来电话约我写一写马先生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92年1月，马先生出席温州市政协文史工作会议期间，与胡珠生（左）、周干先生（右）合影。
马先生作为温州民进的前辈，能够由他介绍入会，这让我备感荣幸。十几年前，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王维玲先生为花山文艺出版社策划一套“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收入我写的《马叙伦》。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有此因缘，马先生乃三次动员我加入民进。马先生为我找的另外一位介绍人是马骅先生，他动情地说：“我跟马老（温州民进同仁习惯称马骅先生为马老）共同做你的介绍人。马老八十五，我七十五，两头马一起把你拉进来。” 我填写完入会申请表，首先送请马先生签署意见。但马先生的推荐意见却写在第二介绍人栏内：“卢礼阳同志为人正直，工作勤奋。特别是以十二年的时间写成‘民进’创始人马叙伦的传记，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我与他建立文字之交二十来年，深知他的人品，特此郑重介绍。”他把待填写的第一介绍人意见一栏留给了马骅先生。互敬互让的老派作风，我第一次领教。 后来马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起马骅先生，透露说：“马老，我70年代末期来温州时，与他并不认识，后来我出了不少少儿历史读物，他很感兴趣，特地托人约我前去，给予很大的支持。”同一通信里面，他还提起另一位“马老”——《汉语大词典》温州编写组的组长马锡鉴先生，说：“马锡鉴老师是《大词典》的领导，一贯关心支持我的写作。他曾对我慨叹：‘你的大量作品，可惜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为你说句好话，因此未曾被社会重视。’我不善于交际，不能找到‘重要人物’。马老根底深厚，全市恐无其匹。”老辈之间倾心推许，文人相亲，这些话发自肺腑，令人肃然起敬。 马骅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说，人老了，就喜欢抬轿子。于后辈而言，抬轿子与提携是同义语。马先生虽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但在行动上，提携青年人是两马相同的一贯作风，而且帮人帮到底，一点不含糊。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经济开发区一所冷库上班。一位老乡就在单位附近中学教书，工闲时常相聚。他同事中有一位温师毕业的校友，当时兼任报社驻龙湾区记者，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陈东升。一来二往，我跟东升兄也成了熟人。东升兄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就跟我说：“师院政教系马允伦是我的老师，人很随和，我介绍你认识，他宿舍在放生池，你去就行。”他还特别提到，马先生的父亲是马叙伦的弟子，马先生的名字与马叙伦有一段渊源。就这样，一次简单的拜访揭开了我与马先生二十余年交往的序幕。 马先生看了我的几篇习作，没隔多久，主动对我提起：“你现在这个岗位不对口，我跟政协说说，看文史委是不是需要人。”马先生当时兼任市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言谈之中，对我的工作调动颇有几分把握。但从企业调到机关，事情并不像马先生所想的那样简单。此事“无疾而终”之后，马先生见到我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说：“你在企业，他们是机关，门槛高，以后再想办法。” 转眼到了九一年年初，马先生得知师院宣传部缺人，趁开会之机，宣传部正副部长都在场，大力为我做了推荐。他们很重视，会后副部长葛老师与马先生谈话，仔细了解情况，又通过马先生约我见面详谈。这让马先生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向我表达了“马到成功”的期待。但结果也没有下文，马先生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一次在信中还对此念念不忘：“两次推荐，最后都没有成功，很遗憾！” 再后来，我调到一家新闻单位，马先生得知后十分高兴，祝贺我说：“现在好了，可以安心做点自己适合的工作。”奈何好景不长，我被扫地出门，“退回”水产系统。就是在这段失落的日子里，我接受了撰写马叙伦传的稿约，马先生与好几位老先生不仅鼓励我全力以赴，而且提供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与线索，帮助我完成任务，度过困境。
跨入新世纪，最后一次机会才姗姗迟来。胡珠生先生整理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的提议得到市政府采纳。在讨论日常工作人选的会上，马先生又一次主动力荐，说卢礼阳同志有事业心，有著作，能够胜任。胡先生紧接着表示赞成。主持会议的市长在了解了我的年纪（我当时39岁）后，立即拍板定案。当晚快六点钟时，我刚下班回家，就接到了马先生的电话。三次举荐，终获成功，马先生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天，2001年5月23日，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2002年11月29日， 出席《温州文献丛书》首发式，马允伦先生编《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与金柏东先生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作为头两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马先生做过民进温州市委会副主委两届、名誉副主委一届，市政协副主席两届，浙江省政协委员三届。虽然涉足政界，但马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教书先生，课讲得认真、生动，在学生中间口碑非常之好。而在我的印象中，马先生更是纯粹的读书人。 马先生担任副主委，有点不得已。八十年代初，马先生一位老同学担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的秘书长，得悉他无党派的身份，写来好几通热情洋溢的书信，三番五次动员他加入民进，把温州的工作开展起来。盛情难却，马先生接受民进省委会的委托，与几位同仁一道开展筹备工作，因而事实上成了民进温州地方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但马先生考虑到自己并不适合政治生活，极力主张请马骅先生出山，担任温州民进的负责人。为此民进同仁数次登门拜访，最后一次冒雨前往百里坊敦请，终获马骅先生应允。马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打趣说，古有三顾草庐请诸葛，今有四上高楼请刘备，堪相媲美。民进温州市委会第二次换届前夕，马骅先生与马先生商量：“你拉我出来干了一届，接下来你做主委，怎么样？”马先生推辞了：“我不是这块料。”两马之间的合作，一直就是这样互相谦让的。 马先生任内曾经提出辞去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原因是有一年马先生出席省政协会议，就温州的“青山白化”现象提出批评，与会的毛昭晰先生（当时为民进省委会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立马表示支持。此事上了会议简报，温州方面有一位市领导为此很不高兴，指责马先生的发言丢了温州的脸。马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怒而请辞。后来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做了工作，马先生才打消请辞之意。
还有一次，马先生在图书馆，与我和同事陈瑞赞聊天。所谈的具体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马先生一下子激动起来，说：“我不稀罕。”瑞赞兄事后对我说，别看马先生很温和，却不是没有性格的。马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外柔内刚，风骨内敛，——这可能就是书生本色吧！ 马先生最后留在我脑子里的，还是他的读书人形象。那是去年的国庆节后，我与沈洪保老师去老人公寓看望马先生。当时马先生正在食堂用膳，我递上新出的《雁荡山志》，他停下筷子，也不管边上保姆的催促，就翻开书看了起来。这一幕定格在我的脑海深处，难以磨灭。出身书香门第的马先生，对书的嗜好也许就是他的天性！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说：“夫豪杰之偶于众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时地既远，肩蔽者与腐草俱尽，而天下始望之若飞仙，获其只字以为至宝。士患不特达耳。”马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而他的读书人本色必然会和他的著作一起为后学所记取，与时地而俱远。这是我所敢断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