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瑞安县城中心——杨宅巷的一个书香门第，杨作雨出生了。

　　其祖父杨世环，号复庐，曾随国宗大师孙冶让一起参加废科举、兴学堂的推新运动，“瑞安学计馆”创办人之一。祖父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故对孙辈的文化启蒙教育十分重视且严格，这为杨作雨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的杨作雨，饱含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抗日救亡运动摇旗呐喊。也因此，他被迫辍学，并去了上海，投奔在沪创业的祖父。1938年，在上海求学期间，杨作雨开始了诗歌、散文的写作。他参加“孤岛文学”活动，与同学一起创办编辑《语风》月刊。1939年，结识了文学界前辈巴人、林淡秋、柯灵、肖岱、芦焚、蒋锡金等人，并加入诗歌团体“行列社”。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与激励同胞抗日杀敌的诗文。1941年他出版诗集《壁字》，名噪上海滩。

　　抗战胜利后，杨作雨仍致力于诗歌、散文创作，创作了诗集《拾荒》、散文集《邻居》（因历史原因，两本书稿未能及时出版并被焚毁）。50年代初期，上海文联成立，他便在夏衍的领导下从事华东六省、市文艺事业和组织工作，历任上海华东文联及作家协会创作组干事、组长、室主任以及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人民诗歌》，发表了诗集《灿烂的明天》。

　　然而，正当他诗潮如涌，才华横溢之时，一场政治运动把杨作雨全家流放到荒凉的北大荒，二十多年北大荒的风雪与磨难没有压垮他，此间，他苦中作乐，将此行视作一场人生的修行。回顾这段岁月，杨作雨用一首《回忆北大荒》的抒情长诗浓缩了他的那段心理历程。

　　1979年平反回乡后，年届60岁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颓唐、怨恨，而是继续燃烧那满腔的热情，投身于家乡的建设。当他得知瑞安还没有地方志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杨作雨担任了文联顾问，呕心沥血地主编了一部70多万字的《瑞安地名志》，填补了瑞安文史上的一块空白。随后，还审编了《玉海》文学期刊，接办了目前华东地区唯一的县级儿童文学刊物《小花朵》，每期发行量达6万多册。

　　杨作雨的骨子里一直流淌着两种血液：一种是文人的，另一种是思想者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民进温州市委会想在瑞安成立民进组织，便意图寻觅一位威信高、有号召力的主事之人。忧国忧民、德高望重的杨作雨便成了最理想的人选。

　　为恳请杨老出山，马允伦带着马骅亲笔所书的举荐信，由温州民进机关干部吴耀东作陪，再顾茅庐，专程来瑞安当“说客”。杨老碍于挚友马骅的面子，又感于马允伦的真情，便点头同意了。随后，杨作雨当选为瑞安民主促进会筹备组长，与彭文席、张翊中、郑建国、许希濂、施巨欢等五位德高望重的文教届人士一起筹建成立了瑞安支部。

　　作为民进瑞安支部的创始人，杨作雨尽心尽责、不负众望。支部创立之初，既没有办公场地，也没有活动经费，杨作雨便腾出自己的住房做办公室。随后，从筹建、组建到发展，如今的瑞安民进支部日益壮大，而这必然离不开杨作雨与其他五位老前辈在创立之初付出的心血。

　　加入民进后，除了扛旗创立与发展支部的大旗，杨作雨以一双诗人的睿智目光关注着瑞安的各项事业建设，连任三届政协委员，撰写了大量的优秀提案。在1990年至1997年两届政协会议上，杨作雨就提交了二十九份提案。高瞻远瞩，他目光犀利，言辞中肯；反腐倡廉，他词严声震，道出了强烈的民心；殡葬改革，他大声疾呼，一改陈规，行动在先；保文物护 “国宝”，他奔走相告，不辞劳辛。

　　千百年来的文化熏陶，赋予瑞安丰厚的文化积淀，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对历史文化的忽视甚至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为此，杨作雨痛心疾首，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为力争实现历史文化名城而奋斗着。

　　在提出提案《关于恢复孙冶让故居原貌》时，杨作雨用“断然措施”、“抢救”措词，呼吁多次，直逼要害，“占用孙氏故居内住房拒不搬迁，政府竞听之任之，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可怕的是火灾隐患较前更为严重，随时有被焚毁并延烧毗邻玉海楼的危险。”“为抢救省级文保单位顺势孙氏故居，也为维护市府威仪而奋斗”……也正因此，他的刚直不阿，不依不让，得罪了不少人。面对困难、非议、谩骂，杨作雨没有退缩，表现出了无私者无畏的气概，他顶住各方的压力，反复提议，国家级文保单位玉海楼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得以完好的保存，至今玉海楼已然成为创建瑞安历史名城的一张名片。

　　1990年，杨作雨呼吁政府《继续支持高则诚故居建立》，1991年7月，终于在集善院原址建成了高则诚纪念堂。1995年政协瑞安市八届三次会议上，杨作雨继续呼吁《为力争实现历史文化名城而奋斗》，“把名城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证资金到位。扩大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文物保护基金，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2月18日，瑞安获“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发明家、工业家和教育家“李毓蒙(1891-1961)纪念馆”，也于2000年7月正式开馆。

　　此外，杨作雨还和瑞安民进同仁连续三次，用十万火急的文字迫切地提议保护话桑楼。终于，1991年，市人大、市政协、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对话桑楼保护进行实地考察。市委为腾退、修缮话桑楼等问题专门发了文件，拨出专款，并发动全市党员和各界人士集资100多万元。话桑楼，这座筹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近代革命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的楼阁，终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它的再度辉煌，不再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杨作雨的长远目光还体现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95年他提出的要切实加强对护城河的保护与治理，可以说跟今天全省开展的剿灭劣五类水的运动不谋而合。“住在臭水沟两边的平民百姓，他们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但又无可奈何。”发言会上，杨作雨感慨。

　　向来“报忧不报喜”，杨作雨的提案总能关注民生，针砭时弊，除了治理“臭水沟”，他还撰写了打造美丽瑞安的系列提案：《建议把绿地建设列入我市的城建规划》、《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发展海运、繁荣经济及早疏竣瑞安港航道，迎接两岸‘三通’的提案》（被列为优秀提案）、《关于飞云江的整体治理和开发的教研项目》、《建立农田保护区》、《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发展海运、繁荣经济及早疏竣瑞安港航道，迎接两岸‘三通’的提案》（被列为优秀提案）、《赶快把“玉海古厕”的牌子摘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诗人情怀，在这位作家犀利的笔锋上，淌淌流出……

　　九十年代初，他又响应时代呼声，提出《关于“移风易俗、殡仪改革、兴建殡仪馆”的建议》，并一再呼吁，《从土葬到火葬是一次革命》，社会反响很大。他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观念上、经济上，从中央领导讲到地方干部讲到自己，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同时，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老伴去世时，将老伴的尸骨送进了火葬场。

　　此外，还有《关于解决群众洗澡难的问题》、《关于提请市人民政府拨款解决瑞安剧院困境问题》、《关于办个老人公寓》、《建议编辑出版历届历次政协大会发言选集》、《我只讲一个字——“信”》、《要求增拨儿童文学发展基金》、《几首民谣引起的警惕》等诸多提案，在这些建言献策中，没有一条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文明的角度、和平的角度、发展的角度而呕心沥血的。

　　以文，你抒写家乡的文化印记；以声，你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以心，你奉献自我温暖他人。

　　为了家乡的文化事业、水利建设、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杨作雨把自己平生积蓄和从菲薄的退休金里节约下来的1.5万元先后多次捐献。

　　1997年，已经77岁的杨作雨，给当时的政协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郭灵光同志寄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上一张已存了19个月5000元定期存单，要求转给希望工程基金会。

　　然而，杨老的生活却过得非常清贫。他一直住在低矮的单层平房里。白天，外边阳光灿烂，而他的那间卧室、客厅、书房一室三用的15平方米的矮房内却需要开灯照明，白纸糊贴的板壁早已泛黄。房间中除了书报，就是信函，没有一件象样的家用电器和家具，那台14英寸的彩电算是最值钱的家当。那件穿了已经10多年的儿子买的羽绒服已经泛白，还舍不得丢下。

　　有人不解杨老的作为，便问他：“为什么自己过得这样清贫还把钱捐献给社会？”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我现在添不起新衣服，而是我觉得应该把钱省下来还给国家和社会。在旧社会，我失过学，深知失学的苦楚。所以把这些钱捐给公益事业，送给山区那些面临失学危险的孩子们。不能再让我们的社会出现新的文盲。一句话，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们，他们是国家的将来。” 听了杨老这番坦诚的内心表白，谁不为之动心起敬呢？一位希望工程基金会的负责人曾坦言：“每当接过杨老的捐款，总觉得沉甸甸的，心里感到有愧。”是啊，这是年迈的老诗人从微薄的退休金积蓄下来的钱，这是饱经灾难的老诗人的赤诚爱心！

　　在挚友施巨欢的记忆中，杨作雨平时参加社会活动或访友时，极少坐人力三轮车；即便是生病住院，也从来没有自己去买滋补品养身。杨作雨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如同一杯清茶。” 正是这样非凡人格力量和拳拳爱心，杨作雨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1997年杨老被评为市“十佳老人”。

　　1999年11月13日，杨作雨与世长辞。他的作品和小传载入了《中国年代诗选》《中国文学大词典》和《中国作家大词典》等。

　　瑞籍著名书法家邹梦禅先生曾赋诗并书赠与杨作雨，其中两句为：“人生难得经风雨，雨后斜阳分外红”，这正是杨作雨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