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温州籍学人创办了大量期刊，总计至少有182种，这些期刊大多在温州本地创办、发行和销售，其中部分在外创办的期刊也应属于温州近代期刊范畴，这在于其编辑和投稿者均以温州籍学人为主，办刊旨趣多近似于在温期刊。作为区域性的期刊，温州近代期刊的发展颇具典型特色，为此本文不揣简陋，对其演变历程作一抛砖引玉式探讨，乞大方之家雅正。

一、经世与维新：温州近代期刊的出现（1897—1911）

鸦片战争后，浙江作为重要的沿海省份，其地位和价值逐渐为洋人所重视。1844年，宁波开埠；1876年，温州开埠。随着浙江海外贸易的频繁，西方传教士亦随之纷至沓来。他们出于传教宣传的目的，创办了《中外新报》、《甬报》等一批宗教期刊。然而，浙籍学人自行创办的期刊，却是时间相对靠后。1897年1月温州学人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不仅是温州地区近代第一份期刊，亦是浙江省内第一份国人创办的期刊。该期刊每月出版两期，遵医历二十四节气日为出报之日，各期封面上只标明出版年份及节气，不标日月。每期首页设目录，提纲挈领，间或择取重要新闻、论说作一强调导引。栏目分“文录”、“院录”、“书录”、“报录”四大专栏，下面又统筹不固定的小专栏。此后数年，温州籍学人在本地、杭州、上海等地创办或参与了一大批期刊的编辑工作：1897年7月，黄庆澄创办《算学报》；1897年8月，胡道南、童学琦创办《经世报》，宋恕负责笔政事务；1899年3月，黄庆澄创办《史学报》；1902年，赵祖德创办《新世界学报》，陈黻宸任总撰述。

在温州当地创办的晚清期刊多为科技期刊。这其中，《利济学堂报》是一份中医期刊，设置“利济讲义”专栏，登载了《元经宝要》和《医历答问》等论著，并且还通过其他栏目登载医学类论文。《算学报》则是我国最早的数学期刊，该刊旨在通过图解，普及数学知识。然而，这些科技期刊不仅介绍科技知识，同时也往往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譬如《利济学堂报》，陈虬在致《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中说，即表明该刊不仅介绍医学知识，同时更致力于推动时人开阔眼界，激励学人参与维新变法。《算学报》亦是以数学专业期刊来普及数学知识，从而达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

相比之下，温籍学人在外地参与编撰事务的期刊则多为综合类期刊。《经世报》内容分列12个固定栏目，之所以取名“经世”，据其例言指出：“隐存《春秋》经世之责。”而《新世界学报》共分18门栏目，之所以设有如此多的栏目，在于陈黻宸认为学术可以救国。

晚清时期温籍学人之所以要创办或参与编辑期刊，其一在于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在他们看来，永嘉学术重视经世致用。故而，他们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自重，创办了科技期刊，以此来提倡经世之学。而参与他人创办的期刊，亦是其旨趣与出资者、创办人近似。譬如《经世报》是胡道南、童学琦二人为言自强而创办，其邀请宋恕做主笔在于三人志同道合。

其二是得益于开埠后温州对外信息交流渠道的通畅。由于开埠，温州对外交通日渐便利，外出游历的温籍学人人数亦在不断增加，这客观上使得他们可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阅读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期刊和维新时期的政论期刊。又如《时务报》的开创，孙诒让曾带头捐赠100元，黄绍箕捐赠30元，右营守备阎仪韶捐赠10元，并在瑞安算计馆设立订报所，帮助《时务报》广开发行网络。孙诒让在统计《时务报》中小县城的订阅人数后发现：“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瑞安）为最多。”也正是对期刊的亲身接触，使得他们对其经世致用功能多表示认可。这其中，宋恕就认为期刊有鼓动维新自强之效，“今天下竞言自强矣，自强之源在学校、议院、报馆。夫学校、议院，权不在士；报馆则士与有责焉。”

二、承继与创新：温州近代期刊的转折（1911—1937）

 辛亥革命胜利后，温州地区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先后卷入到讨袁运动、护法运动中去，陈怀、刘景晨等温州学人在此时又大多从政，对于科技性等专业期刊的创办已感到无暇亦无力。然而他们对于教育、文艺关注的热情却始终没有削减，相反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及对于当下温州文化发展滞后的不满，日益重视相关期刊的创办。同时，温州在校学生及早先毕业的学生，一部分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另有一部分继续在外就学，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影响，奋起创办期刊以改变社会现状。在这两股力量的左右下，温州地区的期刊进入了转折期。

其一，温州学人继续标榜“经世致用”办刊理念，以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为己任，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期刊有梅冷生的《瓯海潮》、瓯风社的《瓯风杂志》等。之所以创办《瓯海潮》，在于：一是感怀国事；二是辛亥革命以来，元气大伤，政烦赋重，国乱民贫，大有瓦解土崩之势，故欲以周刊为基础，“口诛笔伐，棒喝当头一棒，日异月新，碑留载道”；三是之前的文艺作品，大都是“搜神志怪”，尽管言之有味，但“无当乎今”，故“假以诙谐诡言之，以告哀则托于讽谏谏鼓谤木闻者知戒此。”然而，由于陈黻宸、黄庆澄等社会贤达的辞世，温籍学人在外的社会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同时再加上当地纷杂的文化困局与国内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对比所造成的心理震撼，于是乎，温籍学人适度地调整了办刊旨趣，逐渐将唤醒乡人改革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定为自身的办刊宗旨。

当然，这种文艺期刊的办刊宗旨不仅仅是承继历史上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传统，而是在新时代中加以创新发展的。姜琦等人创办的永嘉新学会就认为“永嘉学派”的精义虽与美国“实用主义”颇为符合，但“似仍不免陷于墨守绳法之弊，而无创造革新之举也。”故“采取美国‘实用主义’，以药我永嘉学派”之病，特发斯刊，名曰《新学报》。收世界种种新智识，为集思广益之助，其于我永嘉诸先哲有用之学说，益发挥而表彰之，使新旧学术，融化为一炉，铸成一种学说，以谋适用于今日实际生活也，”并以此促使“新永嘉学派”的出现。《瓯声》是要继承永嘉学术“学则重致用，言事则主功利”的传统，从事于因时制宜的建设。《瓯风杂志》亦是如此。

 其二，教育期刊和学生期刊异军突起，成为温州期刊界的主流。清末以来，温州地区创办了不少学校，如温州府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为温州中学）创建于1902年。进入民国以后，又有瓯海公学等一批学校建立。由于这些当地学校有不少热衷于学生期刊或校刊的创办，及政府部门对于教育期刊的重视，使得相关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仅数量就有近四十种，约占当时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其中，教育期刊多为发布教育公告或研究文章以引导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月刊》则不仅“探讨社会教育问题”、“举凡社会教育理论和实际，悉愿竭诚介绍”，同时还负有“辅导本省第十省学区社会教育的使命。”而《小学教育月刊》欲为“本学区内小学教育界公开园地”，以“辅导浙江第十省学区初等教育之设施及改进”。

当时的学生期刊多是热衷于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提倡新文化运动。这其中，《浙江十中期刊》的办刊宗旨颇为鲜明：一、“应用学校教科之智识以图适合于吾之实际生活”；二、“揭发吾人‘生活改造’诸问题，期国人共起研究”；三、“输入世界新智识以促进吾国之文化运动。”（《创刊词》）《瑞中》是要立志继承五四精神，在瑞安开辟出一个新天地。《瓯公期刊》则是“一方面借文艺上的切磋；一方面进行我们应负的使命。”这其中所谓的使命，是指“把这些陈腐的现象打破，促进社会的新风气，是我们中等学生应尽的责任。”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战争征兆日益显现，众多学生期刊开始关注抗日形势的进展，并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譬如《爝火》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学生感于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造成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不愿坐以待毙而付诸实践的一种救国途径。与《爝火》一样，《温联中学生》的创办是为联中一部分欢喜写作的同学提供“练习文字发表思想的园地”，当然，这里特指的“部分欢喜写作的同学”并不是呆在书斋的学生，他们关注政治，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

三、救亡与建国：温州近代期刊的嬗变（1937—1949）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温州学人平静的生活，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或是直接投身于前线杀敌，或是组建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宣传抗日理念。这其中，期刊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为当时学人广泛运用，仅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就创办了《救国导报》、《动态》、《联合》、《暴风雨诗刊》、《生线半月刊》、《老百姓》等数种期刊。这些期刊多为宣传抗日救国。

八年抗日间，温州当地创办的期刊至少有68种。此时期刊的服务对象，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即除原有的学生、政府和学会团体等特定人群外，这时更多地是面向温州的普通民众，并将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作为办刊的重点。呼声社认为温州文化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再提起国防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但“真正适合民众的读物始终没有出现”，为此，“针对着时代迫切的要求，负担起全民团结救亡的精神使命，‘呼声’便艰难而困苦的产生了。”而《战时民众》宣称该刊是“是专供一般文化水准不大高的普通民众看的，”

 并且，温籍学人亦将木刻作为宣称抗日救国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将之普遍运用到期刊中去。在他们看来，木刻插图对于普通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来说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为此，当时很多温州期刊或配有木刻插图，或设有木刻插图栏目。甚者，随着木刻运动在温州的发展，温籍学人创办了《画阵》、《战时木刻半月刊》、《画兵》、《木刻通讯》等一批在近代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美术期刊。这些木刻期刊，其宗旨多为是集中发表木刻作品或相关研究文章。这其中，《战时木刻半月刊》“以研究木刻，发扬民族精神，加强抗战艺术工作，增进宣传效率”；《木刻通讯》则不仅作为“永嘉县社员学习的园地”，同时也是“新木运工作者共有的苗圃。”(《木讯》)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采取的新闻报刊封锁，民众创办期刊的热情陷入了低谷，在数量上仅有16种，且多为教育期刊。相比之下，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温州括苍山区，中共浙南特委及其游击队需要党刊来及时分析形势，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联系浙南实际，宣传党的工作，推动革命工作，从而激发了办刊热潮的到来。自1946年起创办了《工农先锋》（复刊）、《新民主月刊》、《浙南月刊》、《新民主》（瓯北版）、《工农丛刊》、《锻炼》、《新笔》等七种期刊，而在之前的二十年间他们仅创办了《永嘉周刊》、《乐清青年》、《工农先锋》、《新文摘》等四种。据后人回忆，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刊的创办得到了当时中共干部的欢迎，“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指导工作，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也促使浙南特委在继续办好党刊的同时，决心把党报创办起来。”

（原文有删减）

作者：

叶建，民进温州市委会委员、温州民进郑振铎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医科大学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史、中国期刊史、温州地方史等研究，专著《温州老期刊》等3部，参著《中国期刊史》等2部，主编《近代书评文献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