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温州工商联的一次联谊会上，谈了对商品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几点浅见，博得工商界、新闻界人士的赞同；不久，我的诗《市场的旱春》发表在《温州日报》 。一段话，一首诗，转变了我的人生奋斗目标。

　　那时的温州，经商潮流，已酝酿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计划。我从商品经济的感知到理知，认为商不唯商，“商”本身也蕴含着一种文化；经商潮至少说明人们对商品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迫切需求。面对逐渐形成的商业都市文化轮廓，我执意要换一换工作环境，决心做一名文化轻骑兵，驰骋于商品经济的另一块阵地。

　　我毅然辞去秘书工作，辗转寻长“归宿” 。当过几家报社的编辑、记者，我接触了许多具有经商头脑的精英人士，我拜他们为师，脑子越来越活络了，我的思维里增加了商与文合作的词汇，也为我后来担任某民营企业宣传策划打下了坚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我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采访，竟在庄吉服饰集团公司做了一个月的白领工作，学到了许多经济术语。比如庄吉领导班子设计的理念墙、庄吉品牌形象、专卖店服务承诺等，显露出人性的企业文化。期间，我参与了《庄吉服饰报》的编辑并撰稿。记得陈敏董事长对我说，你的文章精彩，却版面构思力度不够。返回报社后，同事们对我的马拉松式采访深为感动。企业家的坦率语言一直鞭策着我，我要把文化之剑磨得犀利。

　　尤其在我担任《温州科技报》编辑兼记者的两年时间里，采访更是马不停蹄。也许是我的正义感使然，新闻报道中我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因此我的笔得上锋芒毕露，有的单位特邀我当他们的行风监督员。我积极宣传科技兴市、教育强市，特别是环保方一面的题材，如“以树代墓” 、 “城市废气污染不容忽视”、 “住宅区绿化” 、 “开发广场鸽” 、 “城市商业与旅游合璧”等。此外，我利用业余时间向市、区政府提了“为民办实事” 、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些建议，我的记者生涯虽然结束了，但我依然以记者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并且始终以民进会员的光荣身份严格衡量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由于我热爱教育，爱好文学，己过天命之年的我受聘担任温州市文联文学刊物《温州少儿》主编助理。从小学生的大量来稿中，我仿佛听到时代少儿的心声―要多些童趣、童真的作品。我想，孩子们生活在温州这个商业文化味挺浓都市，给少儿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同时，让孩子们接受一点市场经济方面的知识，在少儿文学刊物里注入孩子们稚嫩的商业文化语言也未尝不可，所以，在我主持的《闪光景点》栏目，总留着它的位置。

　　我若一叶小舟，荡漾在市场经济的大海，经过十年的“磨砺” ,我的思维里频频出现商与文的合作词汇，我的写作生涯好像铺起了一道彩虹。不管以前行路上有什么坎坷，但一定要记着自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参政议政是我的职责，我的文化之剑还要磨下去，力争为爱国统一战线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