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8日，周德文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市一个干部家庭里。他的父亲叫周正恭，是江山市二轻局的办公室主任，是当时江山的“笔杆子”之一。父亲思想活跃，还喜欢研究剖析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所以常有杂文、新闻报道在《浙江日报》、《浙江工人报》、《金华日报》、《衢州日报》和《江山报》上发表，并有些文章获奖。这一切，对儿时的周德文来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上小学开始，周德文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小学毕业后，他就考上了浙江省重点中学——江山中学就读，在学校里表现出色，曾担任江山一中团总支副书记。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浙江省重点中学——江山中学文科班读高中。

　　 1980年秋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先考上了浙江冶金经济高等专科学校（今嘉兴学院），后被选派到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深造，成了一位出色的江山骄子。

　　周德文是一个有理想的江山骄子，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周德文从上中学开始就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五个阶段奋斗目标：“读十年书”、“教十年书”、“办十年企业”、“做十年社会活动”、“写十年书”，并不断为此而奋斗。

周德文与黄孟复合影

　　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1983年周德文从浙江冶金经济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老温州大学。

　　他先在温州大学任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系讲师。站在三尺讲台上，他认认真真教书育人，为国家培育了一批经济管理、国际贸易桃李。

　　教书的十年，也是周德文调查研究大放异彩的十年。他的《所有制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以及以后的《关于新温州模式》《解读温州商人》《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等著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成为温州经济研究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由于教科研成果突出，后来他被提拔为专业教研室主任。

周德文教授外出作专题讲座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周德文八十年代就开始跟踪研究“温州模式”和“民营经济”，温州民营企业的许多创新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周德文不仅是“温州模式”的研究者，也是“温州模式”的实践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人办企业、当老板，成了温州这块热土上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风。周德文正是顺着这股风势，于1993年辞职下海办企业。

　　周德文首先参与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叫中外合资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即庄吉集团的前身），他出任了首任董事、总经理，也是最原始的股东之一。另外一家企业就是浙江巨龙集团，在“巨龙”他不是股东，而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他在这两家公司里总共当了 9 年时间的总经理。后来，他又创办了“新商人”“中和正道”公司。这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且社会兼职较多，所以他只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具体业务由他聘任的总经理打理。

　　在经营实践中，周德文深刻了解到了温州企业发展的艰难、困惑和需求。从经营领域的第一线退出来后，给中小企业鼓劲加油，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反映中小企业利益诉求，成为周德文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周德文的不懈努力，积极组织下，全国第一家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团体——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在上个世纪末诞生了，周德文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会长。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名气非常大，这有周德文的一份功劳。用他的话说，就是利用政治身份，协助调解各种矛盾，向政府反映企业呼声，把民间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至极，为中小企业与政府之间铺设对话通道。而周德文本身，便是浙江省人大代表。

周德文会长携团考察环球医药旗下亚洲最具规模的野山参种植基地

　　因此，许多温州中小企业一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促进会”。周德文说“温州几十万万家中小企业，当他们遇到困难、利益受损时，总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以此为契机，他开始承担了温州“民间资本代言人”的责任。

　　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广为人知。某个周末的晚上，周德文突然接到一个会员的电话：对方是精美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他有一批十万火急的外贸出口礼品被交警扣留了。周德文连夜驱车30公里赶到现场，发现扣留是依法作出的，一来货物超载，二来司机有两个驾驶证。一方面要发货，一方面是交警处罚，于是，周德文以人大代表和会长身份与交警疏通。末了，交警决定：先放行被扣货物，违规车辆和司机留在交警部门接受处罚。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如牛毛。在促进会的维权报告里，也清楚写着，“促进会之所以壮大甚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促进会有领军人物，能够坚决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基于他们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

　　从一名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到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委会副主委，从温州市政协常委到浙江省人大代表，周德文一直在一线体察民情、反映民声，提升民意。他说，“既然是代表,看到危机，就应该讲出来。让政府高层看到基层的真实，对发展健康的社会、经济生态有益。”

　　周德文在全国首推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人大代表工作室”，进行个案监督，创造了一个人大代表行使代表权利的新平台。“这是人大工作的一个创举。”众多媒介连连称誉。其实，每年周德文都有议案。而被政府采纳率，高达八成以上。

周德文参加代表委员谈浙江经济发展访谈

　　他每年都要抽出大量时间深入社会基层，深入企业调研，了解社情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向政府提出建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直抒己见，周德文的坦率作风和真知灼见深得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的赏识，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列入专家库成员、民进中央聘为特约研究员、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还被全国40多个县级以上政府聘为经济发展顾问，被国内众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客座）教授和研究员。

　　“人大代表是一种法定的职务，是一种社会责任。既然当选了就应该以一种勇于承担责任、勇于奉献的精神来履行。”周德文充满激情地表示。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周德文积极参政议政，每年都有调研报告、议案、提案上报给中央、省、市政府，成为各级政府执政参考，许多建议变成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

周德文参加浙江两会

　　据统计，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期间，周德文提交的建议就有20多件，分别向浙江省政府建议：“重视引导资本回归实业”、“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等等。绝大部分被政府部门采纳，其中《完善农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建议》获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重要批示，被省人大相关立法和修订相关法案时采纳参考。《关于促进浙江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被评为浙江省人大2010年优秀议案和建议。在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之前，他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有的得到浙江省领导的批示，有的被省、市政府部门采纳，有的被浙江省人大评为优秀议案。

　　迄今为止，他已获民进中央参政议政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二次，在其服务的浙江省、温州市更是获奖无数！

　　周德文在温州、在浙江、在全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与其敢于直言、讲真话分不开。他曾说：“作为人大代表，敢于直言是履行神圣职责！不负党和人民委托的要求，是人大代表的应有风骨。”

　　早在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温州不少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周德文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中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时他向温州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初步报告》，反映中小企业处境艰难，部分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呼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当时有人责备他是乌鸦嘴，专讲问题。但他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预言”，不久便“不幸”被言中，温州及全国的中小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停工、倒闭现象。庆幸的是周德文发出的声音最终引起了各级政府直至中央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也亲临温州，听取意见，调查研究，拟定政策。随后，旨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一个个浮出了水面。

　　2011年1月份，周德文走访了许多中小企业，了解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他再次向社会发出预警：“今年中小企业可能又陷入新一轮发展和生存危机；要警惕民间借贷风险集中大爆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危机四伏，如果银根进一步紧缩，下半年中小企业40%将会处于半停工、停产甚至倒闭”。对周德文的这一判断和预警，有人说：“这乌鸦嘴又开口了”。但事实马上证明了周德文的预言：2011年3月份起，温州就开始出现企业停工、倒闭及跑路现象，下半年起，民间借贷危机集中爆发。

周德文参加《新财富夜谈》访谈节目

　　在温州，周德文有多个称谓：民间资本代言人、中小企业守护神，民企业的“师爷”，这是对他的褒奖，而“乌鸦嘴”却含有贬义。周德文说：“无论是褒是贬，我都不介意，我的目的是给政府和社会提个醒，希望他们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真实生存状况引起关注，尽快采取一些扶持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度过危机，制止事态的发展。事实就是事实，遇到了困难，我们必须面对。危机出现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依然要往前走。当问题出现了，回避不是办法，只有找到问题所在，我们才可能找到办法，把问题解决掉。一味地唱赞歌，对企业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政府也不利。所以对‘乌鸦嘴’这一称谓我并不介意”。

　　2011年3月份以后，温州接连发生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尤其在9月份形势快速恶化，造成企业和社会的恐慌，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国庆长假期间，温家宝亲自率领国家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大批财经高官到浙江调研，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周德文被指名邀请出席。

　　座谈会上，周德文首先向温家宝面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生存的真实情况，并一口气提出了国家要进行税制改革、要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等五条金融改革建议，他的汇报持续了29 分钟，温家宝总理不断插话提问，与之讨论，周德文如实回答，坦率发表自己的观点，温家宝听了他的发言，当场点评说：“你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建议，你是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总理座谈会结束后的一周，温州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研究和制定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经多次讨论和修改，上报给浙江省委和省政府，仅一个月之后，市委、省政府就把方案呈报给国务院。最快的还是国务院，从七个部委到人民银行、再转到七个部委，该方案经过层层修改和会签，在这期间还间隔全国“两会”，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仅用了近5个月，速度之快，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