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是民办教师，一个学期里，周末都到温州城鼓楼街进修。那时马骅先生六十出头，坐在籐椅上，讲鲁迅。中气很足，字正腔圆，神采美丽，两眼闪闪发亮，状人摹意逼真传神。他说《阿长和山海经》，站了起来，模拟少年鲁迅的保姆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那神情至今还在眼前。

　　我和马骅先生的来往是由于林斤澜先生。林斤澜说：“马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人，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启蒙人。”“他比我大七岁，我们之间距离远。他是学生领袖之一，他们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我虽与他接触少，感觉上他是大人，我是小孩，但他的感召力大，抗日，革命，进步，向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指引力。读书会上接触就多了，他重视我，也指导我。后来又办‘前哨剧团’，一起上台演出，文学也有，革命也有，对我影响就大了。”林斤澜和马骅都是老共产党员，读林斤澜文章，他对中国社会认识深刻。运动不断，疯狂不断，死人不断。因此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困惑”两字。他的小说《十年十癔》系列就是对中国痼疾的电击。马骅先生在温州有政治家的气质和风范，团结多方多面，专做好事大事，纵横捭阖，气场很足，口碑凿凿。

　　一九八八年的一天，马骅对我说：“你入我们民进吧。”我“呵呵”笑笑，未置可否。这之前九年，我在一个乡中学当教导主任，组织让我入党，我以为党需要我，因而我的申请书如同超短裙，“对党认识不够”，没被通过。之后对党对派没了兴趣。现在想来，这是幼稚病，也是骄狂病。那是二十来岁，申请书写个两千来字，入党后谦虚谨慎，交好领导，努力跟上，前途难料。“升官发财”，现在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窘迫了。但我是个复杂的人，未必真正清高，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世事大变，在学校给北京学生捐款，我和另两位教师入了某名单。唐湜先生应邀到学校讲课，牙疼一般，学生不知所云，我却服务周到。过了三天，不想收到唐湜先生一封信，居然是要求加入民进的申请书。作为介绍人，他写上“文学上有成就，为人谦虚有修养”。便条中让我送给马骅先生。这时候据说民主人士动乱言行不予追究。我听话送到百里东路，马骅先生说：“我对老唐说了，绍国是不入的。老唐说你会入的。还是老唐面子大。”我说我得投机一下，我害怕政治，严刑拷打我是受不了的。马骅先生做了另一个介绍人。 

　　后来才知道，民进不是那么好入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民主党派的发展，年递增人数，不能超出百分之五。而且哪个党派在哪里发展，都有要求。我向马骅先生介绍了瓯海两位女作家，马先生也了解两位，觉得好，结果只是发展了一位。另一位至今白我的眼，说我没本事。

　　我跟马骅先生和唐湜先生来往多了，真的好像是忘年交了。唐湜不会社交，在熙攘温州，市政府不知道他是谁，连文联也很少有人留意他。他八十岁诞辰时候，只有马骅念叨他，当时我在《温州晚报》，我叫我的朋友北大方印务老总孙建舜出钱，在顺生大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算是为他做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