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虽然“四人帮”被粉碎已好几年了，但是，全省中等卫生学校还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省厅决定自己编写。是年冬省卫生厅抽调宁波卫校黄麟祥、金华卫校吴乃华、温州卫校潘立禹集中杭州，与杭州护士学校郭常安、省卫校杜冶航一起编写。因为每人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甬、金、温一位老师每次集中大约一周在石就要回去补课，翌年2月我们三人再次集中省军转站。五人中除郭常安是党员外，杜冶航是老民进，其余三人都是头上无帽的“江南布衣”。

我们三位布衣是专门驻扎在癸巷省军转站坐班编写的，杜治航老师并不参加编写，只是偶尔来转一下，或隔天来一次。他每次来都叫我仨参加民进，反复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我当时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与反革命集团没有什么两样，罗隆基、章乃器等可怕阴影牢固地萦绕在脑中，因而对民主党派避之唯恐不及，对杜冶航的繁噪十分反感，也没给他好果子吃，冲着他说：“你是否想把我们拐进反党集团？”认为他是个拐骗分子，我就把他取名“杜拐”一一后来在省委会、在我们全省语文大组中，“杜拐”就成了他的名字。

杜拐的脾气十分好，也很有耐心，每次来依然笑嘻嘻地，并带来民进的《民进手册》和一些学习资料以及民进报纸，进一步游说。黄麟祥、吴乃华年龄比我大，也并未被杜拐的游说所动。

几天后，省委会的傅祖尧同志（中共党员）来到我们驻地，反复给我们宣传党的政策，消除我们的顾患。我们觉得中共党员都来动员，大概没有什么危险，于是答应去省委会看一看的邀请。

省委会还派车子来接我们，这使我很感动，这是我第一次乘小轿车（当时县委书记到省城都买票乘大客车）。当我们到坐落在杭州法院路的省委会驻地时，又使我大为激动一番：秘书长吴畏、傅祖尧、郭锦春、徐云锦等全体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们，倒茶的倒茶、让座的让座，解放以来我们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尊重，料峭的春意霎时间被温暖的热情驱散，初次体会到民进的温暖和真诚。吴畏同志还询问我们编写《语文》的情况，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民进的历史，使我们对民进有了更新的认识。

1982年3月5日，我与黄麟祥都填写了入会的表格，但是他没有立即交上，吴乃华没有填写。第二天，我从省委会带回10本《民进手册》和二、三十份入会表格返回温州，开始了我的发展会员工作。

回到温州后，我首先去联系大学同班同学程展、杨笑。几天后程展又联系上马允伦老师，马老师也同意入会。1982年6月21日夜，马允伦、程展和我一起到马骅先生家，动员他出山，7月5日我们第四次到马老家里，他同意入会。1983年3月17日，温州民进筹委会成立。